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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古代男寵考究

2015-08-01

兩漢魏晉時期,最高統治者以色取人,一旦獲寵,立刻封官晉爵,已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。所以司馬遷特地為佞幸立傳,開篇就提出:「非獨女以色媚,而士宦亦有之。」班固在《漢書·佞幸傳》中同發一慨:「柔曼之傾意,非獨女德,蓋亦有男色焉。」至於《晉書·五行志》說的「自咸寧、太康之後,男寵大興,甚於女色,士大夫莫不尚之,天下相倣傚,或至夫婦離絕,多生怨曠」,已超出以色獲得貴寵的範圍,這裡姑且不論,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流風之所及,給社會精神氣候帶來怎樣的影響。

司馬遷在《史記·佞幸列傳》裡寫道:「昔以色幸者多矣。」這裡的「昔」,指的是秦漢以前的春秋戰國時期。不過那時男寵的含義比較局限,只是愛其色,陪伴左右,寵而驕之,有虛位,而無實權。《左傳》定公十年記載,宋景公寵幸向魋,把胞弟公子地的四匹白馬的鬣尾都染成紅色,送給向魋,此事激怒了公子地,又派人奪了回去,使得向魋很恐慌,決定逃亡別國。景公對此無可奈何,關起門來大哭,眼睛都哭腫了。

魏王和龍陽君的故事,聽起來還要動人。一次兩個人同船垂釣,龍陽君突然掩面而泣,王問所以,回答是釣到了魚。魏王感到奇怪,說釣到了魚為什麼還要哭?龍陽君說,釣到魚自然高興,但釣到更大的,就不想要前面那條了。因此聯想到天下的美人多的是,難免撩起衣裳往大王身邊跑,終有一天我會被拋棄——想到這一層,能不哭泣嗎?魏王為表示寵愛之心堅不可移,當即布令全國,如果有誰敢於胡說亂道美人之類,就處以滅族之罪。寵幸得可以說無以復加。儘管如此,龍陽君本人並沒有得到實際權位,致使他臨釣而泣的潛在心理因素,如影隨形,始終存在。

到了漢代,色臣的地位發生了變化,既得恩寵,便授以重位,不僅內承床笫之私,而且外與天下之事。漢文帝寵鄧通,漢武帝寵韓嫣,都是官拜上大夫,賞賜巨萬,猶稱小者。最典型的是董賢,漢哀帝一見之下,「悅其儀貌」,即拜為黃門侍郎,並將其父遷為光祿大夫。因寵愛日甚,董賢不久又成為駙馬都尉侍中,「出則參乘,入御左右,旬月間賞賜累巨萬,貴震朝廷」。甚至,當董賢與皇帝同床晝寢,哀帝被他壓住一隻衣袖,為了不驚醒這位色臣,哀帝寧可用寶劍斬斷衣袖,然後自己才悄悄起來。「斷袖」的典故就源於此。後來董賢的父親又遷為少府,賜爵關內侯,連岳父也封為宮廷匠作的大匠,董家的僮僕也破例受到賞賜。

董賢本人,經過曲折,最後詔封為高安侯,食邑千戶,隨後又加封二千戶,與丞相孔光並為三公,權力之大,幾乎「與人主侔矣」。而一次在麒麟殿的筵席上,哀帝趁著酒意,竟揚言要傚法堯舜禪讓之制,把帝位禪讓給董賢。嚇得群臣慌忙奏報:「天下乃高皇帝天下,非陛下之有也。陛下承宗廟,當傳子孫於無窮。統業至重,天子無戲言。」哀帝聽了老大不高興,如不是幾個月之後駕崩,事情如何發展,很難逆料。史書說董賢的特點是「性柔和便辟,善為媚以自固」。宜乎有這樣的特點,才能因寵而獲致如此高位。

這也就難怪《史》、《漢》兩書均重視色臣專寵問題,班書且針對董賢的教訓,認為西漢的衰亡,「咎在親便嬖,所任非仁賢」,違背了孔子關於不「友便辟、友善柔,友便佞」的遺教,諄諄致誡後世,一定要懂得「王者不私人以官」的道理。司馬遷身遭李陵之禍,在武帝之世言「今上」,運筆較為含蓄,不正面論述蓄寵者的是非得失,而是通過記述史實,證明鄧通、韓嫣、李延年一干寵臣,到後來非逐即誅,沒有一個有好下場。他的結論是,「甚哉,愛憎之時!」意思是說,既然以色事人,就會有因色衰而愛弛的一天。色臣們固寵雖然有方,卻無法抗拒「愛憎之時」的自然規律。就對後世的警策而言,《史》、《漢》各有側重,確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但史家的警策之論,只不過是歷史經驗的總結,歷史本身並不因此有任何改變。漢以後男寵色臣為患事實上更趨嚴重,直到南北朝時期一些王朝的瀕於危亡,也還有這一因素摻雜其間。沈約撰《宋書》,追溯劉宋一朝的興衰,毫不寬貸「易親之色」和「權幸之徒」的危害,根據《漢書》的《恩澤侯表》及《佞幸傳》的名目,別列《恩幸篇》,痛陳民何以「忘宋德」的原因。其中寫道:

人君南面,九重奧絕,陪奉朝夕,義隔卿士,階闥之任,宜有司存。既而恩以佞生,信由恩固,無可憚之姿,有易親之色。孝建、泰始,主威獨運,官置百司,權不外假,而刑政糾雜,理難遍通,耳目所寄,事歸近習。賞罰之要,是謂國權,出內王命,由其掌握,於是方塗結軌,輻湊同奔。人主謂其身卑位薄,以為權不得重。曾不知鼠憑社貴,狐藉虎威,外無逼主之嫌,內有專用之功,勢傾天下,未之或悟。挾朋樹黨,政以賄成,鉞創痏,構於筵笫之曲,服冕乘軒,出乎言笑之下。南金北毳,來悉方艚,素縑丹魄,至皆兼兩。西京許、史,蓋不足雲,晉朝王、庾,未或能比。及太宗晚運,慮經盛衰,權幸之徒,慴憚宗戚,欲使幼主孤立,永竊國權,構造同異,興樹禍隙,帝弟宗王,相繼屠劋。民忘宋德,雖非一塗,寶祚夙傾,實由於此。(《宋書》卷九十四,中華書局校點本,第八冊,頁2302)

可以說條陳縷析得頭頭是道,比史、班更無所顧忌。司馬遷在《佞幸列傳》結尾處曾說:「自是以後,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,然不足數也」,不愧為遠識卓斷。

總之,最高統治者「以色取人」,和權佞色臣以色固寵,始終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亂源。不論這中間表現形式生出多少變化,王者「親便佞」、「私人以官」則一,它可以把任何健全的選官制度都變成有名無實。

陳寅恪先生昔年曾寫有《男旦》詩一首:「改男造女態全新,鞠部精華舊絕倫。太息風流衰歇後,傳薪翻是讀書人。」意在諷刺某些沒有骨骼的知識界人士在奉行「妾婦之道」。但如果說這些淵源有自的「妾婦之道」,也包含有「柔曼之傾意,非獨女德,蓋亦有男色焉」的流風遺韻,恐怕不致有牽強附會之嫌吧。讀閻步克先生新作,而生發出這樣一大篇議論,我自己也未嘗料到。

議論而已,非關評書也。

(寫於1991年11月14日,載香港《明報月刊》)

摘自 劉夢溪 著《大師與傳統》,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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